前几天把圣斗士星矢的冥王篇终于同步上了。

这是很幼稚的动画片，我承认，特别是被广大圣斗士迷们称为“五小强”的青铜圣斗士，每次被打得奄奄一息时总能够依靠所谓的“小宇宙”爆发以获得不可思议甚至不合逻辑的胜利。我也承认，它的剧情就是典型的过五关斩六将，以每一次战斗为故事的小回合，看多了就腻味。而且，从最初的黄金十二宫篇到现在的冥王篇，bug不计其数，很多时候只能跟着作者装疯卖傻才能接着看下去。不过，尽管这样，我也在我微弱的小宇宙的感召下，把20多集的冥王篇看完了，并且深刻地为它强烈的日本式的意识形态所震撼。

 

1、意志的胜利

就如前面所说的，圣斗士的胜利不取决于外在的武功，而是内在的意志。有了坚定不移的意志力，甚至没有圣衣也能在战斗中取胜——比如冥王篇中加隆与冥斗士最后的肉搏战。有了坚强的意志，被扔在地狱冰河中的星矢，依然能够苏醒并战斗。有了坚强的意志，瞬甚至可以把冥王从他的肉体上驱赶出来。这些按照逻辑都只能被称为“奇迹”的事情，依靠倔强的意志却都能达成。所以，圣斗士几乎是唯意志论的代言人了。

《意志的胜利》是德国女导演里芬斯塔尔为1933年柏林奥运会所拍摄的宣传片，宣扬的是纳粹式的审美观与对意志的推崇。与德国同为法西斯轴心国的日本，在这一点上也很相似。强迫小学生在雪地里锻炼的故事，似乎是耳熟能详了。而二战中日军在太平洋小岛上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负隅顽抗，其所凭借的，也是这种“意志”。

强调意志对人的塑造作用，你可以说这是“励志”，我也承认意志本身并没有错，当弱者对抗强者，支撑其战斗的主要源泉就是意志，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我们红军两万里长征，啃草皮，翻雪山，靠的是什么？建国初期的大规模建设中，更是屡见不鲜，铁人焦裕禄既是一例。但我们需要拷问的是，意志从何而来？除了意志，还有没有理智？

 

写在前面：

明清经济史我一直都很感兴趣，零零碎碎看过几本书，也上过一门课程。纯粹是私人兴趣。看了书，有所获——尽管所得有限而且还很浅薄，还是把它写下来吧。很多问题，在读的时候囫囵吞枣，一直到写的时候，才发觉自己真正只是浮光掠影，知之甚少。

虽然很可能没人想看，权当自我消遣吧。强烈欢迎内行批评指正！

 

[之一]

一、地租和田赋

     虽然两者都和土地产出有关，但是交纳对象不同。地租是佃农交给地主的，而田赋是地主交给国家的。在江南，田赋中包括漕米和钱粮。（地租太复杂，后面再说）。自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以后，各种徭役都摊丁入亩，税收着落在土地上征收。就国家层面而言，田赋是只针对土地所有者的。这个规定看似简单，其实关系很重大。太平天国运动中，“着佃起征”，向那些地主已经亡失的佃农们征收田赋，这相当于默认了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太平军失败后，这一政策也或多或少被默认——那些佃农认为自己已经交纳了田赋，就不再交地租。而这种撇开地主直接收取田赋的措施实行并不得力。

     也是因为田赋和土地所有者挂钩，所以在大灾之年，田赋减免，减轻的也是地主的负担。得到优惠的地主，未必会同等程度地降低地租。而当田赋上升，地主则会想方设法将负担转嫁到佃农头上。这就会引发地主和佃农的冲突。

 

二、地租的形态

     地租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我真的很佩服当时一字不识的佃农们能够掌握其中精奥，并把它往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发展。首先，地租分为定额地租和分成地租，这是从地主与佃农对收货物的分配上来说的。其次，地租分为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这是从地租履行的手段来说的。在清朝江南，实物定额地租占主动地位。

      这样两句简单的话，实在不足以概括江南地区复杂的地租情况。定额地租，其实并不“定”死。契约上的租额被称为“虚租”，在佃农与地主之间，实际履行的是“实租”，实租通常要低于虚租。但是在相当数量的情况下，实租都不是实打实地履行，佃农经常会因为天灾人祸的原因要求减租。

     而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之间的利益差异则更为复杂，前者称为“本色”，后者则关系到“折色”，即牵涉到粮食与铜钱，铜钱与白银（洋元、银元）之间的比值。江南的货币地租，契约以实物形态固定下来，但交纳的是折色，地主则可以通过将粮钱比值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来赚取更多的利益。这个比值常常和市面上的钱粮比值差距甚远，但是地主也有苦衷——因为他向国家交纳的田赋也是要经过官方的折色，这个比值也是严重脱离市场的。更复杂的是，不仅要把粮食折成铜钱，还要把铜钱折成白银。通过这两道手续，佃农通常事实上要付出更多的粮食。而在实际的市场上，这些比值年年，甚至时时都在变。千万不以为，实物地租就摆脱上述烦恼，一了百了。实物地租也要牵涉到粮食的成色，而且交纳的时节也对佃农的经济利益有不同影响——秋收后粮食价格最低、春种前粮食价格最高。

 

三、田面权与田底权

     在人口稠密、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的江南，一田二主是很常见的。田面权是佃农享有的耕种权，他可以享有缴纳完地租后的剩余。田底权是地主享有的土地所有权。田面权和田底权都可以转让。田面权的转让是相对独立的，并且可以抵押。一田二主也会对地租产生影响，一田二主的地租普遍要更低些。

 

四、地租的收取

     收租也是件麻烦事。在太平天国前夕，江南的佃农抗租暴动十分频繁。这个问题与“在外地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清朝后期的“城市化”，大量拥有千亩良田的大地主脱离乡村，入住城市。他们依仗官府的力量，或者自己雇佣收租队，这种做法经常引起矛盾，收租人员被打死打伤时有所见。而小地主通常居住在乡村，他们多半无良计可施，甚至有时还会被抢掠。田地一时竟成为累赘，有地主写诗说，田乃富字底，实乃累字头。

      因为国家的田赋着落在地主头上收取，因此在清后期，国家的力量越来越介入地租的收取中。太平天国中为了有效地征敛财富，成立类似收租局的机构。这种做法在清朝收复这些地区后被沿用。

 

 

最近和张昊的一次辩论式谈天，发现我是个逻辑不自洽的人。用自相矛盾的逻辑来解释自我和他人，即相信命运的我，同时又无法解释那些不幸的人是不是注定不幸（如非洲饥饿儿童），如果所有都是注定的命，那么一切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谈起？就这个矛盾，我企图辩解。在辩解的过程中，又被他循循善诱地放弃了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的绝对信仰。

前几天加拿大华裔传播学者赵月枝来讲座，她是媒介政治经济学派，振振有词而充满激情的讲演，似乎让我对自芝加哥学派以来的实证主义传播理论的信仰也动摇了。

美国的传播研究一度被实证研究所统治，其实，当下几乎能够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的社会科学几乎都奔上了这条路，甚至连人文学科的砥柱——历史学和文学都抵挡不住这股滔滔洪流。我一直很感兴趣的社会经济史，现在基本就是采用史料数据分析的方法。以社会学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科学，例如传播学、人类学等，就更不必说，华丽的定量研究让人眼花缭乱。

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如果这个基础本身是有问题的呢？

用张昊反问我的话，实证主义的“眼见为实”，但“眼见”的果真就是真实、就是本质吗？实验与数据能够给我们多少“真实”的信息？

猛然间，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我的思想限制在唯物主义的小圈子里，但我连科学的本质都无法回答。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一直是逃避哲学的，无非有二——太艰深；没用。和张昊辩论，无法让自己的逻辑统一，我就很无赖地问：“不能自洽，又如何呢？我不也过得好好的吗？这世界上有多少人都活在混沌的逻辑中？”“是，你是能活，这和生活没关系。”张昊说，“可是你不觉得，人的逻辑应该要自洽吗？现实的大多数(be)是这样，但应该(should be)是另一回事。”

这句话想了好几天，又恍如重见洞天。

这次我是掉在了实用主义的深渊里。没有用的，就不必花力气去做。所要看的书，必然是有“颜如玉”或有“黄金屋”或有“千钟粟”，而哲学显然不是此类。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就说：“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们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显然，我们追求它 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是人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惟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是仅是为了自身而是科学。……一切科学都比它更为重要，但没有一种科学比它更为高尚。”

原来我一直都不是自由人！“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东坡的这句长叹，我常常挂在嘴边，却从来无法回答。

 

哲学是无法逃避的——对于一个追问人生意义的人而言如此，对于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均是如此。就像当你提起笔写新闻，就无法回避意识形态一样，在着手进行任何一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时，理论与范式都建立在某种哲学观的基础之上。在狭隘的哲学观下（王旭东说唯物主义甚至不能称之为哲学），再漂亮的数据分析、实验设计，也不过是工匠活儿罢了。而放眼我们所讨论的各种话题，其实都在哲学的投射之下。

艰深与无用，都是不堪一击的借口，除非我允许自己就是如此浅薄——浅薄有时候或许过得更快乐。但，当一个文科的研究生，面对“人何以为人?”这个问题而哑口无词的时候，我想我只能放弃一切虚伪的不屑与畏惧，以虔诚的心态，重新给自己补课。

作为文科生，而且上了大学之在明清史方面也修了一些课，居然到今天才知道被誉为清帝国瓦解征兆的“东南互保”条约，真当汗颜。

在中国历史上，这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被忽略的一笔。

义和团运动席卷北方。李鸿章作为一名大臣，竟然公然抗旨（尽管以“乱命”为托辞），联合东南各省，违抗中央向洋人开战的诏命。用王树增的话来说，“帝国官场的常识是，官员可以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但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决不允许抗旨……是否“遵旨”是衡量一个官员是否“道德圆满”的最基本的也是惟一的标准。一个帝国的官员如果公开宣布他要“抗旨”，不要说他的脑袋用不了多久就要搬家，就是周围的人以及身后的历史对他吐出的谴责的唾沫也会把他淹死。”。

 

东南互保的封疆大臣们，长久地背负着“民族利益的叛徒”的恶名，他们包括：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大理寺卿盛宣怀、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等，还有最先倡议互保的李鸿章。

 

关于东南互保，在大陆史学界和台湾史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我想也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完全没有这一茬的原因之一）

 

大陆：（摘自百度）

面对义和团在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为保护自己在华的侵略权益，各帝国主义国家与东南督抚相互勾结。在大买办盛宣怀的联络下，1901年6月，东南各巡抚刘坤一、张之洞等会同各国驻上海领事，制定《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抗”。“东南互保”表现了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派官员与西方列强合作抵制义和团的意向，它维护了列强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

 

台湾：

王尔敏：“庚子五月，拳乱起于近畿，仇洋杀教，围攻使馆，以致酿成巨衅，东北尤罹浩劫。而南方各省，得免于兵祸，保全半壁河山，实由于各督抚应付得力，其重要关键，则在南省立约互保的成功”。

戴玄之：“庚子拳乱，实近代史上一大奇迹，由于东南互保，始使风雨飘摇的中国，幸免瓜分之祸。糜烂仅限于大河以北，东南半壁未睹烽烟。”